在当前复杂的局面下，政府关于能源领域的调整很难把握尺度。无论是增值税先征后返，或是提高特别收益金起征点，都不能解决根本的政策性难题。目前能源价格和补贴政策的出发点，不是出于能源领域最需要的价格层面的思考，而更多的是从CPI和宏观经济层面考虑。

　　对石油产品的政策调整实际上是围绕在上游或中间环节，终端消费价格是禁区，始终没有触及。政府从上游从中间环节给予两大石油企业补贴，主要是考虑到这两家公司都是上市公司，都有追求利润的经营压力。对于国有石油企业承担的政策负担和社会责任，两大石油企业“逼宫”的说法是一个误区。

　　两大国有石油企业虽然掌握着油源，但油品进入市场以后，它们并没有能力控制。在国内石油产业链上，1/3为批发企业，2/3为仓储企业，一半左右的加油站都不受两大国有石油企业控制，对终端成品油市场的供应，两大公司也无法左右。

　　另一方面，两大公司一直都在承担社会责任，出现油荒的时候，它们不计成本地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油补充国内市场，这种责任如今只有国企才肯做了，那些私营、外资企业是不会干的。

　　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就是父与子的关系。父亲要求不得涨价，儿子就必须遵从。而作为回报，父亲必须照顾儿子的困难，给予一定的好处，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市场机制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价格方面。实际上，价格上涨并不是没有缓冲的办法。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解决途径之一，即以补贴的形式返还。

　　国际油价太高导致炼油环节亏损，这不是企业的错，而是机制的错。在当前CPI、PPI出现双向走高的不利情况下，无法调整油价。不仅仅是石油领域，整个国内资源能源价格改革都是难点。能源价格不改不行，但改革又面临时机和力度的问题，不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