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已久的政府救市终于启动了，股民股市如久旱降雨，酣畅淋漓。跌破3000就是股灾，政府救灾顺应民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先动，财政部再动，央行在通胀高温之下该动的利率杠杆迟迟不动，三大政府经济监管机构似乎对维护稳定股市之责达成默契，协同行动，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一亿到两亿城镇人口直接或间接进入股市之后，股市暴跌必然关乎民生，政府救市顺应民意。现代资本市场早已不是任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市场了，政府的失灵有时比市场的失灵更加可怕。

　　金融业流传着一句话：八年赚，一年赔，一年“收尸”。所以各国政府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关注甚至高于反通胀和反萧条，因为经济风暴常常起于青萍之末，政府的反萧条政策取向也要在金融市场上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这正是格老主政美联储时期的金融监管新理念。

　　政府的金融监管虽然覆盖了金融市场，却不会干预金融市场的常规运营。政府可基于对国民经济的分析和预测来调控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却不会在预测股市的基础上干预股市。格林斯潘在一次对话中讲过，“泡沫只有在破灭时才会消失，我的职责是在泡沫崩裂时把损失控制在最低的程度”。所以，虽然他在1996年底就评论股市的“非理性繁荣”，而后不断预警股市泡沫崩裂的风险，却只是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才连续11次降息救市，把股市泡沫崩裂的破坏性控制在金融市场之内，几乎没有扩散到实体经济。虽然坊间对格老当年的“不作为”颇有微词，甚至把今日的次贷危机归罪于格老对股市的“厚爱”，但是主流的政学商界对格老主政金融的评价非常之高。简而言之，格老的股市调控理念是救灾不救火，事后不事前。对证券市场的常规监管是一个层次，股灾发生后的政府救市则是另外一个层次。前者是证监会的职责，而股灾一旦发生，央行与财政部就责无旁贷。

　　救市虽然直接救了多数股民，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救市场，救股改。股市的暴涨暴跌揭开了中国股市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并危及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如所周知，“大小非”股获得流通权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化，也是股改对价合同的履约。如果“大小非”不能如期获得流通权，对于个股是违约，对于市场则是失信。证券市场的监管有两大目标：一是保护投资人的权益，二是要维护市场的诚信。如果市场失去了诚信，股权分置改革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就等于是“推倒重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也必须与之配套，提高各大监管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和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所以，今日的政府救市也可视为新体制的一次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说，股灾与救灾也是证券监管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