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人心中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石油生产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战略意义，并对美国国防计划和战略具有重大影响。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核工程与政治学教授克利福德·辛格最近的研究表明，那种因石油战略重要性，导致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产油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时代已经过去。

　　军事干预造成产量下降，油价升高

　　辛格曾应美国能源部之邀，在能源系统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他本人还是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及美国先进科学协会的科学、技术和安全政策中心的访问学者。

　　最近，辛格在斯坦利基金会发表了一个题为《石油与安全》的政策提要。此份提要基于辛格一本研究专著《能源与国际战争：从巴比伦到巴格达的回首与前瞻》。辛格对那种以“中东石油具有战略重要意义”为由，要求美国在中东保持军力，以便进行单边干预的观点提出质疑。

　　辛格说：“即使入侵伊拉克造成石油产量下降，连年油价居高不下，仍有人坚持那种想法。”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美国进行干预，油价就曾大幅升高。后来，美国支持伊拉克打了多年两伊战争，结果使油价进一步升高。“美国干预中东冲突的效果显然与人们对油价的期望背道而驰”。

　　解析美国能源政策三大弊端

　　高油价本身并不会使全球经济在总体上出问题。辛格指出，由于石油出口国石油美元收入可以通过世界经济再循环，在高油价的1973至1986年，各地GDP购买力全球总量保持3%的年速度增长。到2003年，美国石油用量与GDP之比仅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半，尽管又出现了高油价，可美国和其他石油进口国的GDP仍持续增长。

　　美国当前的能源政策包括价格补贴、减税优惠、强制调控和终端产品税，目的是减少进口石油的比重。辛格指出，这一政策有三个基本弊端：一是政策破碎，存在漏洞；二是最具经济效果的举措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三是忽视了与欧佩克开展有效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而这是最重要的。

　　同时，政府对替代进口石油的补贴和减税政策会增加能源消费。这表现在多方面，如对乙醇免除汽车燃料税、给予国内石油生产递减税收打折。在强制调控方面，如对轿车和轻型卡车推行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标准，为汽油规定最低乙醇含量。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仅具有局部节油作用，其实际效果是鼓励规定之外的经济部门更多用油，如重型卡车、航空、采暖燃料与石化原料。对石油终端产品如汽油课税，也具有类似的效果。

　　在高油价的情况下，尽管对替代进口石油给予补贴具有政治可行性，但当油价出现暂时回落时，政策表现为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油价低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对国内石油生产给予减税优惠，但当油价升高，石油生产商获得巨额利润时，这一做法就会在政治上遭到抨击。

　　辛格认为，为了减少美国总体石油消费，“最有效的办法是最广泛地对各种石油终端产品征税，而不仅征汽油税”，但由于这类强制税收在短期内提高燃料费和电费，直接加重中等收入美国人的负担，因此在政治上也是最不得人心的。

　　用提高石油进口税影响市场

　　辛格指出，在处理那些比较棘手但不具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时，通常在商品流通贸易前端向外国石油生产商征收关税的办法效果更好。这样可以向公众发出市场价格信号，让全球的制造商和个体消费者了解情况。如果适当地进行组织，在政治上会比向终端石油产品消费者直接征税的感觉好些。

　　由于这种做法要直接面对由欧佩克控制的石油市场，而美国政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欧洲普遍推行减少石油消费的政策，在处理与欧佩克关系时，这样的政策也无助于加强有效国际合作机制基础。辛格认为，那种以减少石油进口来增进国家安全的做法“已被证明是无效的”。

　　为此，辛格建议，美国应当重建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首先要避免“仅仅或主要为了影响能源资源国”，而对国际和有关国家内部冲突进行单边军事干预。其次，应对主要石油和石油产品进口商征收进口税，税率要不断提高，直至与欧佩克达成一个既能稳定油价，而且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与欧佩克达成协议不只是美国的事，而且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要联起手来，从而使全球金融和贸易发生一致性的系统变化。

　　辛格还向国会提出，对那些具有优势、企图使油价数倍高于勘探开发成本的欧佩克成员国和其他石油出口国，应立即批准实施惩罚性的原油及成品油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