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图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油价的逐步走高，中国的能源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如何正确评估中国的能源问题？如何保障石油安全，中国应该如何开展能源外交？2月底，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赵宏图博士。

　　中国尚不存在能源危机

　　记者：现在全社会都在关心能源问题，那么如何评估中国面临的能源问题？石油在能源问题中占有什么地位？

　　赵宏图：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媒体从某种程度上说，夸大了能源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能源问题更多的是一种“资源约束”，而远未达到“能源危机”的地步。

　　能源问题有几个方面，主要有石油问题、煤的问题以及电的问题。石油问题主要是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扩大的问题，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从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进口大幅度增加。

　　但煤、电完全是两回事，更多的是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产煤大国，为什么现在会有煤荒呢？主要是运输和市场机制、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再说电，前些年国家曾一度鼓励用电，这几年却屡屡出现电荒，除了需求快速增长外，市场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主要原因。

　　所以说，中国在能源方面的确有问题，毕竟我们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迅速增长的资源进口国了，但并未达到“危机”的地步。特别是石油，虽然对外依赖度已经接近50%，去年进口超过2亿吨，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例如与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进口大国，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大国（例如印度、巴西）相比，我们的石油对外依赖度相对要低。即便从长远看，我国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将逐渐增加，但至少在2020年前，国内石油产量能保证50%左右的供应。相对于能源供应安全而言，在中国，由能源消费引发的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要大得多，面临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

　　能源外交应为经济护航

　　记者：能源外交最近频频出现于报纸媒体中，学术界对它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中国现在所进行的“能源外交”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赵宏图：能源外交通常分为两大类：以能源为手段的外交和以能源为目的的外交。前者如阿拉伯国家等，它们曾以石油资源作为武器，通过石油禁运等手段来达到它们的政治目的或是其他的目的。后者，像美国、日本、欧盟等消费国是为了保证能源供应，保证自身的能源安全，在市场上进行竞争而进行各种外交活动，中国现在所说的“能源外交”属于这一类。此外，国际社会围绕能源问题与争端进行的各种多边外交活动也被诸多分析者纳入能源外交的范畴。

　　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更大程度上说是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而“能源外交”是经济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能源外交并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为了到国外去争夺或是控制资源。能源外交的面是很广的，它包括能源合作，其中既有资源方面也有技术方面的合作，例如中美间的核能合作等。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全方位展开的能源外交无论在深化与俄罗斯、非洲和拉美等地的能源贸易与投资合作，还是推动与美欧日的战略对话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而言，我国的能源外交仍处于尝试阶段，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问题。部分因能源外交和对外能源合作产生的问题与摩擦对我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挑战。

　　记者：中国应该如何通过外交活动确保能源方面的利益？

　　赵宏图：在能源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领导人每次出访都带了许多经济方面的代表团。近年来，高层外访中经济协议的签署往往都是比较主要的内容，其中有关能源方面的安排也比较多。

　　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形式与能源输出国发展良好、稳定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是降低能源供应安全风险、确保未来稳定的能源供应的重要选择。为能源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维护企业海外利益也是中国能源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还积极开展了推动亚太地区能源一体化和全球能源安全合作的多边能源外交，并大力倡导以战略对话和合作解决各种与能源相关的矛盾与争端。

　　现在，我们与非洲传统的友好国家、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等都在进行很好的合作，我们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买油，而是在整个能源领域，包括技术、设备等领域。例如我们在伊朗，不仅仅局限于石油贸易，还承接了石油服务领域乃至地铁等诸多项目。总的来说，我们是通过经贸合作带动石油资源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深层次、多领域的，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经贸合作带动能源合作，再通过能源的合作带动石油方面的合作，相互促进。

　　能源外交需要“共赢”思维

　　记者：中国所开展的“能源外交”会不会引发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担忧？

　　赵宏图：随着能源需求和石油进口对外依赖度的大幅度增加，中国能源外交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的能源需求如何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及中国能源政策的国际影响等方面。

　　实际上，作为一个需求迅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能源外交与美欧等传统能源消费大国的能源外交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是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本质上属于以外交促进能源安全和对外能源合作一类。

　　目前，加强能源对话与合作已成为中外许多官员和学者的共识。2006年2月，美国能源部公布的中国能源报告中称，中国能源需求在经济上无损于美国。部分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中国在对外进行能源合作时，不愿意与美国的最高外交政策目标发生冲突，“与本国石油公司获取海外石油资产相比，北京更看重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及舆论态度上的一些变化与近年来中美之间围绕展开的一系列能源、经济战略对话和各层面的接触有着很大的关系。

　　记者：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中国会因为能源问题而与周边或是其他大国产生利益冲突吗？

　　赵宏图：这种利益冲突肯定是有的，而且很多不仅仅是能源问题，还与领土边界问题纠缠在一起，比如南海问题和中日海域边界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来削弱“能源威胁论”或是“中国威胁论”，但现在对能源问题的过度炒作其实助长了“中国威胁论”。

　　由于媒体一些过度的报道，一些国家会真的认为中国的能源已经产生了危机，并担心中国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甚至对我们与伊朗和非洲等西方“不友好”国家之间的石油合作产生一定的芥蒂，这种担忧也会扩散至中国周边国家。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中国的能源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夸大。中国的能源问题更多的是一种“资源约束”，而远未达到“能源危机”的地步。

　　反过来，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开展能源外交，去解决能源问题，会有助于消除周边国家的误解。

　　记者：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有哪些制度性安排？中国要开展能源外交，应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原则？

　　赵宏图：目前我们正在加强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及海湾国家的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也为我们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和能源合作搭建了很好的舞台。除了与产油国的合作外，我们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许多消费大国也在围绕能源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中国在能源方面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历史并不长，合作意识不强。中国公司不论是在能力还是竞争力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如果说能源外交要有所改变的话，应该在鼓励中外企业合作方面有所突破，要有一种合作、“共赢”的思维，利益共享。在操作层面，推动企业以市场手段为主导，尽快适应国际规则，在寻找勘探开发项目时，争取联合知名跨国公司共担风险。海外能源资源项目投资需求多，商业风险大。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发中往往单打独斗，不太善于与跨国公司合作。中国企业应尽可能与资源国公司以及西方跨国公司联合购买，与跨国公司或国际财团合资经营，以减少其他国家的疑虑及我国公司负担的各种风险。

　　为减少中国与一些大国在能源外交和对外能源合作问题上的误解与摩擦，营造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我国宜在积极发展与八国集团、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宪章组织等国际机构及组织的多边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各国在能源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与沟通。

　　赵宏图简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期间，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作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能源及资源问题的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