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哈吉教授是俄亥俄北方大学的能源经济学者，本报2007年在89、91期报道过他为《中东经济评论》（MEES）撰写的系列文章《什么是能源安全》。在前几篇中，作者介绍了有关能源安全的概念和术语，这篇文章讨论了有关能源安全的6方面问题。

德勤全球能源与资源总监克里斯托弗·尼科尔森在去年主持“亚洲如何进行合作确保能源安全”分议题讨论时指出：“能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需要全球的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研究能源的保障问题。”

　　阿尔哈吉说，无论是能源消费国还是能源生产国，都要对经济、环境、社会、外交政策、技术、安全这6个方面有全面明确的了解，这反映了能源政策与其他政策的一体化，要在能源政策中实现6个方面的平衡，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6个方面相互作用程度也因不同国家、不同时间而有很大差异，能源安全的形态和影响范围在不断变化。

　　财政货币政策是维护能源安全主要方法之一

　　在经济方面，能源安全要求不能因资源的稀缺性而阻碍经济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支付能力下降、本国货币贬值。能源稀缺性对宏观经济这些变量的影响，取决于能源消费与GDP关系强度的大小。

　　但是，解决能源安全的办法并不在能源行业，也不在能源部的决策者手中，财政、货币政策手段则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因此，财政、货币政策要与能源政策有机结合。事实上，近年高油价之所以未能影响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各石油消费国放开了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中国和印度。

　　在经济方面，改进能源安全的最重要政策之一就是，通过提高效率严格限制GDP增长拉动能源消费增加，降低工业生产的能源强度，促使经济活动向服务型经济转移。这些在新兴经济国家更为明显。

　　能源价格过高过低均不利于环境保护

　　在环境方面，由于化石燃料的生产、运输、燃烧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会对人们健康和经济产生负面后果，一些国家已经把环境目标写入能源政策。多数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国家要面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提高收入的同时改进生活水准，包括提高空气和水的质量。显然，减少能源使用可以减轻污染，但经济上要蒙受损失。只有提高汽车、机床、装备的效率，才能既减轻污染，又能确保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与能源本身无关，而是取决于使用能源的技术。为确保能源安全，政府应当把工业政策、技术政策与能源政策相结合。这样的政策将提高效率，但也会影响对燃料的选择，由此会导致其他方面的矛盾。

　　保持低价能源政策对经济方面有利，然而会恶化环境。但是，提高石油价格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会对环境有好作用。环境主义者鼓吹提高燃料税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样做不仅与经济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对环境本身不利。

　　在世界人口密集的地区，多数为低收入家庭，由于买不起加税沉重的燃料，只好去烧木柴、硬煤、牛粪干，结果森林被损毁，污染进一步加重。所以，在多数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加税、提高能源价格并不能增进能源安全。

　　政府应努力缩小能源贫富差距

　　在社会方面，人们谈论能源安全总是强调产油国的供应安全和政治动荡等外部因素，内部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仅是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环境后果。能源政治向来忽视内部政治问题，而当“能源富有”和“能源贫穷”的差距拉大时就会出现问题。

　　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包括降低收入与能源利用的不平等，来缓和社会矛盾。研究人员认为，任何加剧收入和能源不平等的因素都会威胁社会安定，较高的能源价格有时会使矛盾加剧。能源安全在社会方面的问题并不与能否获得能源直接挂钩，但与穷人获得资源的能力相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数国家实行价格控制和补贴政策。能源“富裕程度”差别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定；用不起能源的穷人越多，这个国家的能源就越不安全。

　　很多能源政策并未重视社会层面的问题，可是在任何时候，社会问题都是能源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能源价格升高时，贫富差距明显。富人家里可以取暖，可以开私家车；穷人则要忍受寒冷，要靠步行或用公共交通工具。在气候严酷季节，富人区的学校照常开课；而贫民区的学校就只能关门。能源差距会导致政治动荡，影响经济增长。

　　面向全社会降低能源价格也不一定能提高能源安全。低价石油的结果是让富人拥有更多的汽车和房子，而穷人却从中得不到太多的好处。政府应当制定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培训穷人让他们得到就业机会，逐渐取消所有能源补贴，尤其是对富人的补贴，从而缩小能源贫富差距。

　　能源需求迫使外交政策做出妥协

　　在对外政策方面，石油与政治是相互纠緾、无休无止的共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随着天然气和LNG国际贸易的增加，天然气与政治也会形成类似的关系。多数新经济国家需要石油与天然气，他们在与生产国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担心油气供应短缺，一些进口国与生产国开展不得已的合作，油气需求迫使一些国家在重要原则问题上采取妥协外交政策。因此，一些国家把石油安全与战略和国防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在这里外交联系着贸易关系。

　　产油国在进行政治谈判时并非要打“石油牌”，但政客们明白，对方在盯着所有“牌”，包括“石油牌”。即使美英这样的国家，在与产油国谈判政治问题时，也会多少受到石油需求的影响。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限制了一些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选择。

　　从石油消费国的立场看，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每一个国家的专家们在勾画本国的能源版图，扩大能源安全。

　　技术有助于平衡能源安全各方矛盾

　　在技术方面，除了政治，能源的另一个永久性伙伴就是技术。在讨论能源安全时，决策者必须看到这一关系对平衡能源安全其他矛盾的作用。一个政府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生产技术，目的是要提高能源安全，然而却可能带来不安全。如燃料电池技术需要稀有金属钯，可是世界上钯的出口国只有俄罗斯和南非。

　　有时支持某些技术会使能源需求从国内转向国外，新能源技术本来是要取代能源进口，然而却可能需要进口新技术所需能源。例如开发清洁煤技术需要增加进口石油天然气。支持新技术可能会提高能源价格，结果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影响能源安全。

　　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可以改进能源安全。生物质能发电、取暖技术是十分成功的，特别是在高油价的环境下；而低油价会导致生物质能电厂和取暖锅炉关闭。所以，低油价不一定对消费国有利，低油价会扼杀某些技术。

　　能源设施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在安全方面，国家能源安全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能源设施的安全，二是军队和警察要保卫国家、平息动乱、反恐、控制对能源生产的暴力威胁。能源设施不安全因素包括恐怖袭击、人为过失、自然灾害、技术故障等。

　　保卫能源设施安全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但是国内能源资源和能源设施的集中程度关系到能源安全。从能源资源与相关设施的地理位置考虑，涉及市场的位置，不同宗教、种族、政治团体的地理分布，自然灾害易发地区的情况等。此外，还涉及攻击事件的频繁程度，与能源利用的规律性，能源消费的季节性等。能源安全还包括军队与警察的能源消费，供应线的安全，输送能源的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