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全球化的论争中，存在始终对立冲突的立场。出口行业和进口商品消费者是得利者，受进口商品冲击的行业是失利者。开放过程就是双方角力的过程。议题针对金融全球化时，得利者和失利者的界限十分模糊。繁荣时，似乎人人得利，却总觉得别人得到更多；动荡时，似乎人人失利，又总觉得自己损失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像一次空难会降低旅客对交通方式的风险偏好，坏消息不断的金融市场也使经济学家们趋向谨小慎微。不少人开始数落金融全球化种种不是。

　　原本坚信金融全球化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兰德撰文“辩证地”指出，明智的、全球性的金融无疑是好事。不过，对这件好事，“我们都受够了”。具体而言，他“受够了”三件事，一是金融全球化使一部分国家的高储蓄率得以转变为另一部分国家的低储蓄率，大方的信贷推动了资产泡沫化；二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盯紧美元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把他们的国内经济置于重商主义的保护、隔离中；三是金融全球化使一国经济模式造成的过剩不可阻挡地侵入其他国家。

　　我以为，普兰德先生无法继续忍受的三件事都是真的，也都与金融全球化有关，然而，它们是改进金融全球化的起点，而不是中止金融全球化的判决书。

　　首先，高储蓄率的出口国生产者造就了低储蓄率的进口国消费者，正是跨国金融市场高效率配置资金的结果，功在全球化。至于大方的信贷推动了资产泡沫化，是特定国家货币政策的失误，责任在那些放任泡沫横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

　　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盯紧美元或者与美元保持某种受控的弹性关系，实属无奈之举，给予本国发育中的金融系统适当保护，是它们支持、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最好方式。

　　最后，一国经济模式造成的过剩侵入其他国家，是金融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必过度担心美国不动产市场盛极而衰，次级贷款证券无人问津，零售银行遭遇挤兑，华尔街人士年终奖缩水……这些都是回归而已。只要存在价值和价格的区别，偏离和回归就不可避免。

　　说到底，金融全球化不过是一件工具，它不能促使一个拥有强势货币发行权的政府为了别国的外汇储备不贬值而牺牲本国经济，也不能保证评级机构在全世界乐观主义气氛中坐怀不乱。但在过去几年中，它确实改善了世界上太多人的福利，因而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信任和耐心。

　　作者现任《生活周刊》执行副主编，《东方早报》财经专栏作家，文章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