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中的井架。

198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塔里木中原钻井公司7012钻井队视察。刘洪军 摄

2003年，西气东输管道建设中。

　　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从年代末到年代末的十年，是发展格局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对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两项举措：发展西部和开拓海外，在这一时期成为实际的行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敏锐把握变化，科学决策，为中国石油工业扬帆破浪的新世纪之旅，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0年8月23日，新疆库尔勒。

　　纷飞的小雨，让这个位于沙漠戈壁中的南疆小城，多了一份别样的美丽。一年中难得下几场雨的小城，此刻正沉浸在一片喜庆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这里考察工作。他冒雨来到塔里木石油会战前线，在钻台、在井场、在巨幅塔里木勘探部署图前，他的脸上流露出开心的微笑。

　　塔里木石油勘探的良好前景，让所有人兴奋不已。

　　9个月前，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接到塔中构造上的第一口探井——塔中一井获得高产油气流的消息后，高兴之余，挥笔批示：“真是雪中送炭，对整个国民经济无疑是个极大的支持。”

　　他边走边看，边听边想。

　　塔里木油气发现带来的西部石油勘探的曙光，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而塔里木会战全新的模式和体制，对中国的石油工业来说，不也是雪中送炭吗？

　　库尔勒，这个今后将因石油而发展、因石油而声名鹊起的城市，正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重要见证者。

　　十五年后，塔里木油田年产油气当量突破1000万吨，成为中国石油第五个千万吨级油气田。而蓬勃发展的西部石油工业，则贡献出中国原油产量中绝大多数的增量。

　　石油二次创业：塔里木带来新希望

　　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快速增长势头时，中国的石油工业，却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面临艰难的选择。

　　从60年代开始，随着大庆油田和东部大批油田的发现和投产，中国石油很快自给自足，并成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中国不但告别了“洋油”时代，还成了原油出口国。

　　但进入80年代后，这一趋势却悄然改变：一方面，由于迟迟没有新的大发现，原油产量增长缓慢，并且，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东部老油田的稳产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原油成本上升速度越来越快，全国平均采油成本，每吨从1971年的22.3元，上升到1987年的80元左右，加上其他一系列原因，石油工业的发展后劲越来越不足。到1990年，全国1.3亿吨原油产量中，东部油田生产了90%，但这些老油田，综合含水已达80%，老井自然递减率达到了14%。这是一个无论如何让人乐观不起来的数字。

　　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需要更多的能源供应。而石油工业资源接替不足的瓶颈制约，越来越明显。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上升为40%左右。

　　1989年6月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形势。上任一年间，他接连考察大庆油田和塔里木油田。在大庆，他题词：“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在塔里木，他题词：“加快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党的总书记对石油工业的殷切期盼和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在1986年做出的石油工业“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决策，正好在塔里木找到了落实的突破口。“两新两高”、油公司、甲乙方合同制等新体制，也在艰难的探索中逐渐显现了良好成效。

　　西部，成了希望所在。西部，应该加快勘探开发！

　　此后不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下，“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油气并举”等战略构想进一步明确，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一系列决策的实施，中国石油工业进军西部的步伐明显加快。广袤的西部也不负重望，接连传来一连串喜讯：吐哈油田被发现，克拉玛依“老树发新枝”，陕甘宁盆地取得重大突破，青海油田书写“梅开二度”……

　　1998年，当江泽民再次来到塔里木油田考察时，西部地区已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战略接替区，在弥补了东部减产后，贡献了全国原油产量的大部分增量。

　　更为重要的是，发轫于塔里木的新会战模式，此后在中国新老油田普遍开花，不但让中国石油工业在管理体制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大幅提高了石油工业的经济效益，而且锻炼了队伍，提升了石油工业的竞争能力，为日后中国石油队伍争雄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球眼光：关注中国石油工业

　　1997年10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在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季节，正举办一次盛大的国际石油大会——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位政府官员和石油界人士，正在这里参加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

　　江泽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说：“石油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能源之一。20世纪石油工业的发展，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保持世界石油工业的繁荣，实现石油工业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石油界和各国政府的共同愿望和崇高使命。我相信，世界各国之间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石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会为世界石油工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生机和活力。”

　　技术与全球化，是这届世界石油大会的主旋律。

　　在被称为“石油世纪”的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世界石油大会选择在中国召开，意味深长。

　　这个1932年源于一个临时的提议而成立的世界石油组织，46年后才迎来了中国这个迟到的成员，其后不久就将本世纪的最后一次重要大会放在这里召开。

　　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国，石油工业在一穷二白中起步，却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自力更生地成长为石油生产大国。从1978年产量达到1亿吨后，原油产量继续上行，1996年达到了1.6亿吨，成为世界第五大产油国。

　　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国，自从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20年来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震惊着世界。高速增长带来了石油消费的快速增加，1997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已达2亿吨。从1993年开始再度进口石油后，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越来越大，增幅越来越快。

　　世界到了不能忽视中国的时候。世界石油工业到了不能忽视中国的时候。

　　中国石油业：走进国际大市场

　　此时，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中国，再次遭遇石油供应不足之痛，并正在积极寻找解决之道。随着经济总量迅猛扩大，石油消费急剧增长，供需矛盾日渐显现，仅靠勘探开发国内的油气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而大量进口国外石油，则会随着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安全保障程度不断下降，并随之出现多种风险。

　　石油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石油供应，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早在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石油工业；利用和开发国外石油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与竞争，建立稳定、可靠的石油生产和供应基地。

　　1997年1月，江泽民在中南海听取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汇报时，特别指出：“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经营。我国人均石油资源比较贫乏，你们要努力开拓国际石油市场。石油产业不走出去，不努力开拓国际石油市场不行。既要立足国内为主，又要积极参与开发和利用国际石油资源，要两条腿走路。”

　　2000年，江泽民在视察大庆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石油后备资源不足，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必须未雨绸缪，做到有备无患。”“中国是一个大国，研究解决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问题，必须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从应付世界突发事件考虑，从子孙后代考虑，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要求中国石油工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建立资源基地寄予厚望。

　　其实，石油工业一产生，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作为现代工业的基础，石油资源并不像阳光一样无处不在，它集中在地球上的几个点上，供求的极不均衡性，决定了石油工业的全球化特征。中国的石油工业当然也无法回避这一趋势。

　　当时，国际上资源富集的大油田，主要掌握在西方的国际垄断资本手中，世界排位前20家大型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参与国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尽快在国外建立中国自己的资源基地,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赋予石油人的新使命，也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很快，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多元化”、“走出去”、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和石油安全保障体制等构想，以国家战略的形式得以明确。

　　带着党和国家的重托，中国石油人义无反顾地加入竞争激烈的国际石油市场。

　　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中国石油工业，要与有着百年国际化经营历史、在国际上占有垄断地位的西方大石油公司竞争，需要的是实力，更需要经验。为此，中国石油的海外之路，从小做起，投石问路，不断积累经验。

　　中标秘鲁，初试身手；委内瑞拉，创造奇迹；在苏丹，在中东，在南美，在中亚，中国石油人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一点点锻炼着队伍，积累着经验，迈出了令人欣喜的步伐。

　　经过十几年的磨砺，走出去的石油战略初显规模，目前，三大石油集团已在海外建成了多个油气生产发展区，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执行着上百个油气投资合作项目，初步形成了集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营、炼油化工、油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石油工业产业链，每年获得份额油数千万吨，成为保证中国石油供应的强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