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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把观念、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个人的创造性比喻成燃料的话,那么体制就是一台锅炉。如果锅炉设计合理,燃料的效率就会最大化,否则就会白白烧掉甚至导致锅炉的爆炸。
在石油石化大重组之前,国内的油气勘探无竞争可言,工程技术无监督。之后,最大的变化是通过矿权登记与管理,在勘探上引入了竞争。再之后,工程技术的监督体制逐步建立。竞争和监督成为促进我国油气勘探开发的强大体制动力。
三分天下的活力
没有竞争的垄断会窒息一个行业,而过度竞争,也会在局部绞杀一个产业。只有适度的竞争,才能激发一个行业的创造力,才会赋予一个行业强大的活力。著名的美国地质学家华莱士·E·普拉特认为:“独立找油者的品德标志是有信心、坚忍不拔、富有冒险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为什么只有独立找油者有信心、坚忍不拔、富有冒险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这类找油者无依无靠、最富有竞争精神。其结果是,在美国石油史上有了一个重要的过程:独立找油者在大公司放弃的地区发现新油田的消息屡见报端。
适度而健康的竞争无疑会促进油气勘探发现的诞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的上游业务都来自同一个母体。竞争的引入,使当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勘探领域大为扩展。就陆上的而言,中国石油近年在各大沉积盆地都有新的发现,有的勘探发现让全球瞩目,而中国石化的勘探家们在海相勘探、中小盆地勘探等方面也成效卓著。三大石油的良性竞争,带来的是我国油气产量的稳步增长。
这就是体制的魅力。
三方监督的能量
地震是地质家的眼睛。多年前,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些地震队的采集过程:设计15米的激发深度,实际激发深度只有5米;设计激发点在A处,如果A处有一个大粪池,那就绕过去……其结果是采集的地震资料品质难以保证,但让人吃惊的是,这样的采集往往合格率、优质率都是100%,或者接近100%。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健全的监督体制。
虽然冀东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富油凹陷,但数十年的勘探也让冀东人领教了南堡凹陷复杂地质的厉害。越是复杂就越是要通过地震看清它的真面目,但第一次三维地震采集中的“合格”地震资料却让勘探家们的眼睛更加模糊。当周海民成为冀东油田的总地质师时,他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当时,冀东油田对南堡凹陷陆上部分的三维地震采集刚过不久,进行新的三维采集,要面对许多压力,但周海民的决心非常坚定。
重组改制以前,油公司和工程技术服务企业是一家,大家一个锅里搅稀稠,地震采集大多是自体监督,也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工程质量是靠行政考核这一手段来保证的。重组改制以后,工程技术服务企业与油公司是乙方与甲方的关系,于是监督体制成了一个大问题。冀东油田二次三维采集中,大胆建立了“三方监督”的新体制。施工中,除了甲方派出现场监督外,还聘请了第三方监督。这还不够,还组织专家监督组全程跟踪。三方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采集过程。测线所指,不管是虾池鱼塘,还是苇荡沟渠都不能绕过,设计激发深度是20米,差一厘米监督也不签字。而任何一方监督不签字,乙方都无法结算工程款。结果,这次采集的资料品质大为改观,正是利用这些地震资料和此后如法炮制的1000平方千米滩海三维地震采集,冀东才在30多年都无重大发现的南堡凹陷找到了10亿吨的大油田。
“5+1”模式的奇迹2000
年8月,毛乌素沙漠深处一声巨响,苏6井喷出了无阻流量达120万立方米的强大气流,探明储量达5336亿立方米的苏里格大气田诞生。
也许不久的将来,新的发现能够撼动苏里格“中国陆上第一大气田”的地位,但其开发难度也许再难被超越。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天然气需求快速增长的“十五”期间,这个气田累计产量只有3亿立方米,还不到塔里木盆地克拉2气田一口气井2个月的产量。一时间谣言四起,甚至有人怀疑苏里格气田储量的真实性。
其实苏里格气田的储量早已得到国家储量管理委员会的认定,后期的滚动勘探表明,即使在原探明区域内,仍有新的发现。但关键是,埋深达3500米的储层,常规钻井的综合建井成本高达1200万元,加上管道、采气等成本,平均单井成本高达1600多万元,而平均单井累集产量还达不到2000万立方米,即使能达到2000万立方米,按照当前国内0.77元的井口气价格,亏损是也铁定的。
似乎苏里格气田的开发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但当竞争引入苏里格的开发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2005年,长庆石油勘探局、辽河石油勘探局、四川石油管理局、大港油田集团公司、华北石油管理局5家中国石油集团内未上市企业参与合作开发,与长庆油田公司组成了我国石油开发史的独一无二的“5+1”合作模式,形成既统一又竞争、既合作又独立的良性发展体制。一年多后的今天,含绿化等一切费用的单井综合建井成本降至800万元以内,平均单井累集产量则超过了2000万立方米。综合评价的结果显示,现在的苏里格气田,不仅消灭了亏损,而且投资回报率达到了8%以上。据记者所知,目前这些指标还在进一步优化,有人不无惊讶地说:“苏里格气田的规模有效开发,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是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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