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经济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了ＧＤＰ能耗下降约２０％的具体指标，改变我国倚重资源消费、效益低、消耗高、污染大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面临的现实问题。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一直是提高能源税收和能源价格的支持者，而能源研究所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智囊机构之一。进入２００７年，面对我国日益突出的能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周大地所长。

　　低价能源体系造成社会成本提高

　　记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价格处于一种怎样的水平，它给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周大地：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能源价格相比，中国能源价格相对较低，而低价的能源体系带来的就是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提高。很多国家在能源上增加了政策性税收，但我国的油品价格、煤炭价格仍然明显低于国外，这不仅间接地造成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提高，也不利于能源的节约。

　　在国外，由于使用煤炭所付出的环境和各种社会代价较高，所以它的用途在很多发达国家是受到限制的。发达国家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和优质能源，特别是在欧洲、日本等国家，他们的煤炭消费大约只有１０％到２０％，而中国达到７０％。由于煤炭的品质低，按同等热值计算，煤炭的国际价格也比油气价格低很多。按同等能源热值计算，中国的平均价格只有以优质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的平均价格的４０％左右。

　　记者：近几年，我国一直倡导使用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现在的情况如何？

　　周大地：优化能源结构非常重要。我国以煤炭为主体是现实，优化能源结构是方向。但现实和发展方向是两回事。对于煤炭我们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是用得越多越好。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家在煤炭安全问题上可以说动用了所有的行政手段，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矿工死亡赔偿率现在已经很高了，还要罚款等等。但是从去年１０月份以后大型的矿难连续性爆发，这说明什么？我个人认为并不完全说明我们抓安全工作的力度不够，而是说明我们现在煤炭开采的强度过大。所以必然形成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肯定不可能在这么多大中小矿这么样高速度的超产状态下能够把矿难降低，所以这种状态确实说明我们在能源行业中，包括用能和能源供给方面如何落实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还是有挑战的。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煤炭的生产能力不是一个任意可增长的数量。煤炭年产量现在达到２０亿吨以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继续增加产量，煤炭的开采难度还会继续加大，环境和社会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增长难以维持。

　　２００６年我国能源产业扩张迅速，去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的增加达到７０００万千瓦。但在新增的发电能力之中，除了少量水电以外，绝大多数还是靠火电，而火电基本上是靠烧煤的。所以在能源供应能力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能源进一步依赖煤炭这个态势没有得到扭转，低价格的能源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和环境成本代价的提高。

　　记者：您一直比较支持提高能源价格，但是提高后，是否会使一些耗能比较高的企业难以生存下去了？

　　周大地：从根本上讲，应该对这些耗能高的企业产生影响。现在中国的生产效率为什么比较低？高耗能的企业多、能源价格低是一个原因。提高能源价格水平就是要使那些靠高能耗高污染产品获利的企业不能获利，使现在不合理的投资的方向得到扭转。

　　我们是以煤炭为主的国家，煤炭价格在国际能源价格中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国的能源价格也是比较低的。中国也因此搞了很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调整中国的能源价格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家应该通过提高资源的税收，来调整中国目前的能源价格体系。

　　记者：能源价格上调会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有人认为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应该先进行电力项目审批制度的投资体制和电价的改革，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周大地：我们现在的电价，主要是要限制价格不要太高。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电力行业自己说自己的成本有多高，电价应该涨，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比较被动的，所以现在电价管理还是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上做文章。

　　我认为，完全放开电价，必须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是现在严格来讲，世界各国的电力工业也不是完全竞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电价放开后，形成供应电力者的联盟，电价肯定会大涨，对消费者并不好。

　　我所指的能源价格上升，是要通过税收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垄断性的超额利润来实现价格上升。

　　我国占比７０％工业高能耗增长困局亟需打破

　　记者：我国目前的能源和能源利用方面的现状如何，煤炭支撑面临怎样的挑战？

　　周大地：我国的能源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中国有１３多亿人口，人均资源是贫乏的，中国的能源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平衡，而是要面对一个长期的挑战。“十五”期间，我国发电能力增长迅速，目前每年新投产的发电装机容量已接近欧洲一个工业化大国的发电能力总量。从全国范围看，电力短缺基本缓解，电力已开始达到供需平衡。

　　经过近几年高强度投入，去年底煤炭核定产能已达２２．６亿吨，目前在建和规划的项目总规模超过６亿吨，煤炭的生产能力有可能出现超前发展的局面。当前全国煤炭供需基本平衡，但安全生产问题仍然严重，安全整顿和煤炭产量继续扩张形成矛盾。

　　煤矿开采过程还会使矿区周围地面水系枯竭，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初步研究认为，在山西每开采一吨煤炭，平均造成２．５４吨水资源的破坏。这个问题在我国煤炭主产区三西地区——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尤为严重，将对这些地方的生态条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性影响。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我国的能耗、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是靠扩大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靠高能耗产业的超速扩张来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能源和资源为代价的，这是触目惊心的。另外，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重化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大幅度上升，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约束矛盾和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优质能源供不应求。由于国内外油品价格倒挂，国内炼油企业积极性受到制约，汽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偏紧，仍有出现局部地区供需脱节的可能。

　　因此，中国的能源问题，只有从需求方面抓起，把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目前的工业能源消费状况？

　　周大地：世界各国工业能源消费一般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在我国，工业能耗占比近７０％。许多经济大省工业能耗占比甚至显著高于７０％。

　　但我国高能耗产品产量的高速扩张，并没有建立在充分提高技术和效率的基础之上。单位产品能耗和工艺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仍有很大差距。以钢铁行业为例，“十五”期间我国钢铁新增生产能力几乎相当于日本钢铁全部生产能力的两倍，但由于中小高炉比重过大，我国钢铁行业的平均能耗仍然明显高于日本钢铁行业多年前就达到的能耗水平。

　　走节约能源资源的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费下降２０％左右的具体目标。实现节能降耗目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必须要有新的、重大的、创新性的举措。

　　记者：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应采取哪些举措？

　　周大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应积极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促进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当前应着重进行的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尽快调整能源资源生产和消费价格体系。我国的土地、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市场价格过低，排污收费的力度弱。这样的价格体系，促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向高资源消耗、高环境代价的低端产业和产品倾斜发展，难以引导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需要对资源能源价格体系进行重大调整，才能引导现在的能源和资源高消耗型增长方式实现转变。近期要尽快解决电煤价格市场化问题。

　　利用财税分配政策促进节能。可考虑用有区别可浮动的资源税方式，使特别收益金的收取经常化规范化；同时研究征收水力资源使用税问题。应尽快实现燃油税的征收。从我国煤炭为基础能源的实际出发，还要考虑开征能源税。

　　要对高效节能新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过程实行优惠税率，对提供节能服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恢复企业合理提取节能奖励基金的财务渠道。

　　对能源、能源载体和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应该取消各种税费优惠、征收出口税，实行严格配额，以至完全禁止出口。

　　对不合理的奢侈性能源消费，应开征或调整消费税税率。

　　在财政经常性预算中，应增加节能支出专项，支持节能科研和技术开发；支持节能示范项目和示范工程以及节能新技术的推广等。通过增加促进节能的财政支出，合理引导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

　　实行广泛严格的能效标准。能效标准是行之有效的重要节能管理措施，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我国目前能效标准的覆盖面小，多为最低能效标准。应该发展超前性能效标准，推动厂商不断提高产品能效标准；并严格制定能效准入制度，从源头抓好能效的提高。

　　广泛推行能效标识制度，引导消费选择，从需求选择方面对低效耗能产品形成压力。

　　建立节能降耗工作全面责任分解和考核制度。结合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建立节能降耗工作指标考核机制，将节能工作逐级分解，明确责任，使ＧＤＰ能耗下降的目标得到责任落实。建立节能降耗工作评价考核体系，体现科学政绩观。

　　节能既要有政府引导，也需要市场机制的作用。所谓利用市场机制就是要建立一个驱动大家向节能高效方向发展的投资机制。而中国目前在市场信号方面建立起来的体系并不足以引导大家以高效节能的方式来发展。

　　当前我国７０％左右的能源是用在工业生产过程，但终端消费的浪费也是惊人的。终端消费包括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公共消费高能耗原材料消耗比较大，在采暖和空调用能方面浪费巨大，忽视了能源效率。除了公共消费之外，也要合理引导大众的生活消费，形成节约型社会的消费文化和大众习惯。我希望２００７年我国在节能、减排的目标上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人物简介

　　周大地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政策和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在我国能源进口政策、能源价格改革、能源结构优质化、能源效率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在与世界经济和能源发展密切相关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研究方面成果显著，是中国气候变化第三工作组专家组组长、并被联合国环境署聘任为第二届全球环境基金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曾获２０００年度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际气候技术推动奖。现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北京能源协会理事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高级顾问、国家“８６３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杂志社编委会主任、北京能源效率中心发起人。